理实国际咨询王颖的博客

    中国教育：小学紧，中学紧，大学混。美国教育：小学玩，中学紧，大学紧。前后颠倒，该玩的时候不让玩，不该玩的时候自己玩。结果是童年不快乐，青年也不够进取，很成问题。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需要好好反思

    中国式教育，强调打好基础，强调整齐划一，强调分数排名，强调知识学习。美国式教育强调个性发展，强调技能培养，强调公益道德。中国式教育，将60分和120分的，都培养成80分的，美国式教育将60分的变成60分，120分的变成150分。个性和创造性，都让应试教育毁了。

    美国孩子上学期间要做义工，这个是列入教育大纲中，纳入大学录取成绩中的。不用讲太多道德伦理，直接将该讲的纳入教育体系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人格，比天天训示，却不行动强多了。这么一改，中学生、大学生全部就成了志愿者，相信社会更和谐，社区服务多了人手，学生公益心更强了

    据说，茅台酒成了世界五大奢侈品之一，中国商品受到全球推崇，不知是应该感到自豪呢，还是为物价推高感到忧虑。

    “上海市多位人大代表建议：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看了感到无语。心中疑问：公款消费是不是可以喝五粮液？是不是可以喝XO？心中再疑问：公款消费，是不是应该喝？甭管是茅台，还是二锅头？我们对用纳税人的钱大肆消费的容忍，止于不能消费2000多元一瓶的茅台。

    德国有一位部长，经常出差，里程积累多了，航空公司送给他一张机票，他用这张机票去私人旅游了。民众知道了，舆论抨击了，部长辞职了。原因是：对于公款消费的严格限制，对于腐败的零忍让。即便，这张机票不是公款消费本身，但它是公款消费带来的，也不行。

    中国人讲人情，公款消费有很多人情因素，但这不是理由，容忍度和制度更关键。以前，很多人喝酒照常开车，他本人也知道喝酒开车有危险，但很多时候迫于人情，不好意思不喝。事儿出多了，老百姓容忍度低了，制度执行严格了，很多人都规矩了。所以，别拿人情说事儿。

    当大家都觉得腐败很正常，反正大家都这样，人之常情嘛，什么党纪国法，可以不管不顾，桌子面上说一套，桌子底下做的是另一套，显规则虽然有，但其实潜规则更重要。。。。这样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容忍度，这样的文化氛围，才是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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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新年论坛】随感

企业经营要追求价值最大化，上市是价值最大化的手段。越来越多的企业期望上市，但不以上市为目的，是好事。想当初，中国企业削尖脑袋上市，是为了圈钱，初衷就是本末倒置的，是不是应该反思：中国资本市场给了企业什么导向？

因为垄断，躺着就能赚钱，哪还能有真正的创新动力？创新不是来自道义和觉悟，而是来自生存和发展压力，而这种压力，根源来自市场竞争，这才是压力转换为动力，动力转换为活力的关键。因此，打破垄断，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设，才是要害。

政府要对两桶油征收暴利税，此举有两个进步，一是承认暴利，二是不让企业都拿走。但概念对了，措施错了。既然承认是暴利，直接降低油价，减少暴利不就完了？可现在的措施不是让利于民，而是参与分赃。让老百姓得实惠的措施才是好措施。

当创业家遇上投资家。本人不主张大力鼓励大学生创业，我认为大学毕业后先工作几年再创业会更好一点。当然，这是说大的概念，也要因人而异，比尔.盖茨放弃学业创业，也成功了。所以，看看自己的创业环境，想想自己的决心和底限

中国出现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是个好事情，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技术商业化。目前，大量PE在抢Pre—lP0项目，几年调整下来，会有很多PE死掉，会有很多PE前移到VC，眼光，服务，品牌成为关键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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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商品，如果供方需方都有交易愿望，但公开合法的交易渠道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在私下发生交易，这就是“黑市”。浙江等多个省市发生的民间借贷问题，就是融资市场的黑市交易。其实，以浙江为代表的融资市场私下交易，早就存在，极大地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近，因为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导致资本供不应求，从而演化成了高利贷问题。黑市交易也是市场发育不健全的表现，虽然不合法，但不见得不合理。合不合法，衡量标准是“法”，合理不合法，也有可能是“法”本身需要改进。民间借贷虽然带来很多问题，但如果简单地打压，反而掩盖了背后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深入分析，标本兼治，倒有可能是促使金融体制改革的良好契机。

     民间借贷规模迅速扩大，并呈全国蔓延趋势，业内表示，仅浙江民间资本就高达万亿元。这种现象除了反映出股市不振，直接融资有限，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投资渠道单一，业务受挫，短期融资压力大等诸多问题外，还反映出投资体制、机制的一系列问题。如此巨大的民间资本，不是用来消费，就得用来投资，一直以来相关领域的垄断，市场准入门槛高，导致大量的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投资出口，于是用来炒股、炒楼、炒大蒜、炒辣椒、炒普洱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正常的投资渠道，尤其是可通过允许设立私人股份制银行等多种方式引导其进入产业投资，不但能够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资源使用效率，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过去间接融资，公开借借不到，私下借不合法），也大大降低了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并优化了投资结构，推进了投资体制，甚至金融体制改革。

    孝子通过培训量产，也许有点作用，但其背后的经济、文化、制度因素不改变，效果不会很大。同样，公务员通过培训提高职业道德水平，而不反思背后的经济、文化、制度失衡原因，效果也不会很大。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富人移民问题、穷人上访问题、医患冲突问题、摔倒不扶问题、控制房价问题、拉动内需问题、转变增长方式问题，其背后都有深刻的经济利益、文化信仰、制度安排等系列原因，不将精力放在这些方面的顶层设计上，而是诉诸于德育教化，寄望于见招拆招，重于“堵”不重于“疏”，重于微观调整，而不重于宏观把控，重于运行改善，而不重于制度变革，难免不是本末倒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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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日新月异的产业竞争环境，要求企业必须首先转变视角和思维方式，学会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世界看中国，按照全球化的背景来重新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结构、盈利模式、资源配置、增长方式等。前三十年，中国企业打工，海外资本当老板，日后，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加大，中国企业会有当老板的机会。不管中国企业是否走出去，都无法回避国际化这个课题，也许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尚没能力全球化（Globle）,但所有的企业都必须面对国际化（International）。

    有人认为，我们和跨国公司的竞争是输在人才上，其实不对，主要还是输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上。因为，没有真正的人才管理理念，没有有效的人才管理方法，单等着是出不来真正的人才的。就算是优秀的人才，没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环境，招来了也很难用得住。反过来，有了正确的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刚开始不是人才的，也可能变成为你所用的优秀人才。

    看CCTV2对话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观众提问带着明显的中国思维框框，比如，提问中希望美国政府对某方面事如何如何，可在美国，这些事根本就不归政府管。中美两国政府定位和职能有显著差异，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而中国政府管的事情要比美国政府管的多得多，中国观众会用中国政府职能定位框定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这其中不仅有文化差异，也有国体、政体、宗教、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差异，相互了解不够，彼此就会用自己习惯的角度和方式解读对方。在场的观众是精英人士，理解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理解偏差就更大了。可见，对话交流，相互了解，是多么重要。